撰文 乔治·默尔(Jorge Moll)

　　里卡多·德奥利韦拉-苏扎(Ricardo de Oliveira-Souza)

　　翻译 冯志华

　　1939 年8 月2 日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张气氛令人窒息。就在这一天，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可能左右战争走向，甚至影响人类未来的信。在信中，爱因斯坦含蓄地建议罗斯福下令研制核武器，他这样写道：“从现在的局势来看，我们需要提高警觉性，如有必要，政府部门应采取紧急行动。因此，我认为我有责任提醒您注意以下一些事实和建议……”

　　爱因斯坦的这封信涵盖了道德决策(moral judgement)的几个关键方面：道德感(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的忧虑)、对道德困境的分析(是否向罗斯福透露一些科学证据，说明这可能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诞生)以及利弊权衡(如果是美国而非德国研制出了这种武器，是否会有更多的人幸免于难)。可以想象，在下笔写信之前，爱因斯坦经历了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过程。

　　半个世纪后，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，我们已经知道，在道德判断与伦理思考背后潜藏着怎样的神经机理。很多研究都曾探讨过这样一些问题：在儿童尚未发育完全的大脑中，道德感是如何产生的？不同的大脑损伤如何影响道德判断？当我们在道德层面产生憎恶感时，大脑的哪个区域在发挥作用？面对令人困惑的道德上的两难局面，我们又如何抉择？如果在搜索引擎上输入“大脑 道德”进行搜索，你将得到200 多万条搜索结果。从这些数不胜数的文献当中，我们对这一内涵丰富又不断发展的领域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。

　　然而在道德判断中，理智和情感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，我们仍知之甚少。情感如何影响我们判断某件事情是否符合道德规范？ 2007 年4 月发表在《自然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，为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而新颖的见解。迈克尔·柯尼希斯(Michael Koenigs)[目前在美国国立神经紊乱及卒中研究所(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der and Stroke)进行博士后阶段的研究]、利亚纳·杨(Liane Young，哈佛大学认知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)及其同事发现，一些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区域(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，缩写为VMPFC，位于眼眶上方的前额叶皮质区域)受损的患者在面临集体利益和少数个人利益的道德两难选择时，倾向于使总利益达到最大的“实用主义”选择。该研究为这一热议的辩题——在道德决策过程中，我们如何摇摆于事实与情感之间，又增添了几分热度。

　　理性道德

　　在有关道德决策的测试中，VMPFC 受损患者更倾向于牺牲局部利益以保障集体利益。

　　柯尼希斯、杨及其合作者一起进行了一项有关道德决策的测试。有三个组别的人群参与测试，包括由6 位患者组成的双侧VMPFC 受损组、大脑其他部位受损组以及神经系统正常的对照组。所有参与测试的受试者都将面临四种决策情境。第一类包含一些“高冲突性”(这里的冲突性是指道德选择困境)和充满个人情感的道德决策情境，比如一辆火车正沿轨道飞驰而来，这时将一个陌生的胖子推倒在铁轨上(这么做将导致这位陌生人死于非命)可以挽救后面轨道上5名工人的性命；第二类包含一些“低冲突性(没有道德选择困境)”、但高度个人化的情境，比如一对处于冷战中的夫妇，丈夫是否应该雇人强奸自己妻子，随后自己出面扮演好人安慰妻子，从而实现破镜重圆的目的？第三类情境仍存在道德选择困境，但决策情境是相对非个人化的，比如对一名安保人员撒谎，“借”得一艘快艇，以便向旅游者预警一场即将来袭的猛烈风暴；第四类是一种与道德无关的选择决策情境，比如为了如期达到某地，是否应乘火车而非巴士。

　　在清晰明确、低冲突性的个人化情境中，VMPFC 受损患者的反应与对照组类似，对上文中提及的例子，众口一词的回答是“不”。当考虑一些带有强烈情感色彩且两难程度较高的情境时，相对于其他组的受试者，VMPFC 受损患者更有可能赞同实用主义的决策，这会使集体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。例如为了拯救轨道下游的工人们，他们将那位陌生的胖子推倒在车轮下的意愿更加强烈。